龙敦谊1964年获得的中国科技大学毕业证书。

　　龙叔向记者讲述自己与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M104、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结缘的故事。

　　龙叔退休后设计和组装的"电子乐队"。

　　“核潜艇技术复杂，价格昂贵，你们搞不了!你们也不用搞，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，可以保卫你们。”1959年国庆节，毛泽东向率团访华的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的要求，遭到赫鲁晓夫如此傲慢的回应。毛泽东回答：“核潜艇研制，我们自己试!”他随后的一句话更激动人心：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!”

　　那一年，来自湖南桂阳的21岁小伙龙敦谊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大一，系主任是鼎鼎有名的华罗庚。大学的最后两年，他与同学们参与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M104的安装调试工作。大学毕业后不久，他的人生多了一个关键词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。在一个只有代号的研究所里，他一待就是8年，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反应堆反复研制不同尺寸、材质等的燃料棒。因为科研任务繁重，结婚一年多后，他才与妻子见上婚后的第一面，17年间，两人见面不到十次，同居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

　　近日，定居中山近20年的龙敦谊向记者讲述了当年与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M104、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结缘的故事。

　　农家子弟进入大学接触计算机

　　龙敦谊出生于1938年，是湖南桂阳的一名农家子弟，21岁那年，他从郴县三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。由于当时入学时是口头报名，他的名字被记成了“龙登谊”，此后将错就错用了好几年。而当年由校长郭沫若签字证明的中科大毕业证书上，他的名字仍是“龙登谊”。时光荏苒，不管是龙敦谊，还是龙登谊，当年的小伙子都已经成了众人口中的“龙叔”。

　　“我读的是自动化系电子计算机专业，系主任是华罗庚。”龙叔说，当时华罗庚、张效祥等著名人物都给他们上过课。1958年，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M103交付使用。随后，由张效祥教授领衔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M104在1959年交付使用。随着这两台计算机的相继问世，我国已初步掌握了计算机技术。“掌握了，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技术很完善了。”龙叔读大四、大五期间，和同学们跟着老一辈科学家，对M104进行过一次次的安装调试。

　　一道小题也要四五人算半个月

　　“如果说现在电脑的大小是一套房子的话，那当时的计算机就大得像整个中山。”龙叔说，在专门的计算机机房里，共有20多个柜子，每个柜子里都有几十个电路板，重达100多公斤。为了保证机房的空气温度适宜，还有一个上百平方米的空调房。此外，一个上百平方米的配电房也是配套设施之一。

　　“这么多大家伙，我的任务就像修车工，计算机哪里有毛病，我们就负责修好。”龙叔说，当时的计算机运算起来特别复杂，先要将待运算的阿拉伯数字编成二进制代码，然后像胶卷一样在几百米长的纸条上打孔，遇上“1”就打个孔，遇上“0”就不动。这项打孔的工作要三个人负责，“必须要三个人都核对无误了才能开始运算”。运算结果出来后，又要将二进制数字再转换成十进制。“像25÷3+4-cos25这样简单的算式，也要四五个人搞半个月才能得出结果。”龙叔说，为了不浪费人力，他们总先编个小题，得出正确的运算程序后，再去算数字比较大的题。

　　调往基地研制中国首艘核潜艇反应堆

　　为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M104实习两年后，1964年毕业的龙敦谊留在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。4年后，他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四川成都的一个山旮旯的一个基地。整个基地包括医院、学校、厨房等后勤部门在内，总人数有1万多人，任务就是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。

　　“我的任务就是为反应堆研制合适的燃料棒，我要先设计一个个方案，然后不断试验，哪个好就用哪个。”龙敦谊说，一个反应堆有几千个管子，每根管子厚度约15mm左右，约2米多长，管子里放有原子核的重要材料铀元素。他的工作就是通过成千上万次试验，最终找到材质和尺寸都适合的管子。

　　管子太厚了不行，可能会很难爆破，太薄了又可能会提前爆炸。管子能承受的最高温是多少?最高压力是多少?外部要施加多大的电流才恰到好处?从1968年到1976年的整整8年里，龙敦谊每天都要考虑这些问题。

　　17年与妻子见面不到十次

　　“新的材料不断出现，从低档到高档，我也要不断地再试验。”当时国家研制核潜艇的决心很大，虽然名义上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，但在那个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研究所里，龙敦谊“除了睡觉，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，甚至睡觉都不踏实”。

　　从1968年到1972年，这个地处偏僻的研究所也烙下了那个荒唐年代的印记。“每天都有人被批判。”龙敦谊说，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“工程师”，甚至不是“技术员”，而叫“臭老九”。这些“臭老九”又被人为地划分为“造反派”、“保皇派”，两派斗来斗去。当时“既不是小萝卜头，也不算贡献太大”的龙敦谊，自命为“逍遥派”，幸运地没有受到过直接批斗。

　　“那些被批的人其实都是技术骨干，只不过说了一些别人认为是对领导不尊敬的话罢了。”龙敦谊说，自己至今对文革还不太理解。他与妻子1967年结婚，因为“文革”和工作的缘故，两人直到1969年5月1日才见上婚后的第一面。但就是这难得的婚后第一面，前后不到1小时，“两人一坐下，人家说特务来了，要抓坏分子，我们就散了”。夫妻俩第二次见面，他的大儿子已经八个月了。第三次见面，大儿子已经一岁多了。直到1984年，他与妻子的工作终于调到一起。此前整整17年，两人见面不到十次，同居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

　　退休后利用专长组装“电子乐队”

　　1976年，龙敦谊离开成都，调到甘肃的一个矿上，直至1992年退休，次年来到中山拖拉机厂，在中山定居至今。而他原来的同事几乎都继续待在偏僻的西部地区。“我们这一辈子太亏了，像我到了沿海还好一点，我的很多同事功劳比我高，资历比我老，贡献比我大，在当地仅仅过着很一般的生活。”龙敦谊感慨地说，当年他们的付出太多，现在获得的报酬却很少。

　　尽管心里有感慨，但乐观的龙敦谊退休后仍然是老有所乐，利用自己的专长自创了“电子乐队”。2006年，68岁的龙叔准备“啥正式工作都不做了，好好地玩几年，能玩多久是多久”。

　　龙叔眼中的“电子乐队”，实际上是运用电子遥控的原理，让乐器按照既定的程序演奏。为了设计自己的“电子乐队”，龙叔甚至辟出一套房子作为专门的工作室，目前乐队的“成员”已经有编钟、唢呐、鼓、电子琴等。

　　龙叔工作室的阳台上，随地摆放着各种电线和工具。几张“四脚凳”被反着放在地上，凳脚上架了几个破旧的小鼓，小鼓下方凳面安装有“敲击器”。待开关打开后，龙叔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这些“敲击器”，从而达到自动控“鼓”的效果。而在大厅里，沙发、书法练字台、摆放乐谱的架子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最抢眼的还是摆在大厅中央的电子编钟，一个个编钟后面布满了敲击器，敲击器下方则是复杂的线路，12个编钟被挂在一个大架子上，架子前方则是控制这套编钟的电子琴。接驳开关后，龙叔手指头朝电子琴的键盘按去，敲击器就会依次敲打相应的编钟，响声非常悦耳。而且键盘前方的屏幕全都是“触屏”控制，共有好几套不同的程序。点下任何一套程序，编钟就会按照程序演奏预先设置好的曲目。

　　龙叔说，几年来，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投身在这组“电子乐队”的设计和组装上。“我做这些都比较随意，完全为了兴趣。”除了投身电子乐队的组装，龙叔对书法和乐谱的研究也有一手，先前他好几次回到湖南老家，听到乡亲们唱小曲，就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，把音乐译成乐谱。他希望有一天，他的“电子乐队”能够把这些快要消失的乡间小曲演奏出来。